余英时：追忆牟宗三先生

余英时，1930年生于天津，祖籍安徽，曾师从钱穆、杨联升，当代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者、汉学家，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荣誉讲座教授，现居美国。

昨天（1995年4月12日）晚上，杨泽兄传来讯息，牟宗三先生逝世了。前几天我已在《中央日报》海外版读到牟先生病重入医院的一则报导，所以初闻牟先生的死讯并不觉得十分突然，但是凄怆之感袭来，久久不能自己。百忙中写此短篇，姑以志个人对他的怀念和敬意。

牟先生是当代新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他的逝世在二十世纪中国儒学史上划下了一个清晰的阶段——一个“承先启后”的阶段。就“承先”方面说，牟先生和唐君毅先生都继承了熊十力先生所开创的形上思辩的新途径。但是他们并不是墨守师说，而是各有创造性的发展。熊先生出于中国旧传统，故只能借佛学来阐发儒学，唐、牟二先生则深入西方哲学的堂奥，融汇中西之后，再用现代的语言和概念建构自己的系统。大体上说，唐先生近黑格尔，而牟先生则更重视康德。但是他们彼此之间又互有影响，在六十年代之前，至少外界的人还看不出他们之间的分别所在。我敢说，如果熊先生没有这两大弟子，他的哲学今天大概只有极少数的专门学者才略有知，而海外也不会有“新儒学”的兴起了。唐、牟两先生之于熊先生，正符合了禅宗所谓“智过其师，方堪传授。”（此所谓“智过其师”并不是说“智力”超过老师，而是说在某些问题的理解方面突破了老师的范围。读者幸勿误会。）

就“启后”方面说，唐、牟两先生的贡献更大。他们当初分别在香港和台湾讲学，造就了不少哲学后进。从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牟先生和熊先生的另一高弟徐复观先生都到了香港，而且稍后都集中在新亚书院，那一段期间可以说是新儒家极盛时代。记得1975年7月初，哈佛大学的史华慈教授访问牛津大学后过香港小住，曾要我安排他和新儒家几位先生晤谈，并且特别提出想见见牟先生。事后他对我说: 你们新亚这个哲学团体是非常有特色的。我没有参加这次集会，但我猜想牟先生的谈论一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唐牟两先生都有不少入室弟子。但一则唐先生去世太早（1978年)，再则台湾学术文化的气氛毕竟较香港浓厚，因此八十年代以来，牟先生门庭的盛况渐渐超过了唐先生，而且唐、牟两先生晚年论学也出现了分歧。如果借用“一心开二门”的比喻，则熊十力先生创始的新儒家也开出了唐、牟二门。但是我并不认为“分”有什么不好。明代王学分派在阳明生前已见端倪，现代学术更是在不断分化中日益丰富起来的。所以新儒家“开二门”正是它具有内在生命力的表现。相反地，如果以表面的勉强统一掩饰思想上实质的分歧首先便通不过儒家传统中“诚”的一关。但是新儒家虽有二门，其大方向仍然一致。这是有益无损的。

总之，无论就“承先”或“启后”而言，牟宗三先生都取得了“智过其师”的卓越成就。关于牟先生在中国哲学上的贡献，自有他的及门弟子和哲学界的同行去作适当的评估。我没有发言的资格。下面我只想追忆一下和他交往中的几个片段。

新亚书院一角

1973年秋季，我刚刚任事新亚书院，忽然收到牟先生一封亲笔长信。我当然很诧异，因为我和牟先生还算是初识，而且私人间并无交往。但读下去我才知道，这并不是一封私函，而是哲学系主任给新亚校方的公文。信中所谈是一件小事。当时新亚书院刚从农圃道迁到沙田新址，哲学系所分配到的办公室恰恰是在一个最不理想的地方。牟先生认为这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新亚总务处方面对哲学和中国文化完全不知尊重的表现。信中的语气相当严重，并且连带指出了哲学系为何受歧视的种种事迹。我当赶快请他前来，一同去察看实况，然后做了使他满意的处理。这是我任职新亚最早的一件公事，也是我和牟先生之间唯一的一次公事交涉（1974年牟先生便退休了），所以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据我所知，牟先生在新亚从不介意个人的名位、待遇。举例来说，当时香港中文大学对教职员的房租津贴提得很高。不少人都因此依照津贴的最高额迁居到较为高级的寓所。但牟先生仍然住在农圃道附近一所据说是十分简陋的房子里，从没有想到要改善自己的生活。但现在为哲学系的办公室，他却不惜全力抗争。在一般人的眼光中，牟先生似乎不免“小题大作”，显得很“迂”。其实这正是孟子的“义利之辨”在那里发生作用，他把哲学系办公室看成了“道”的象征。他可以完全不计较一己的得失，但却不能让“道”受到一丝一毫委屈。现代人往往指责儒家“公私不分”，牟先生此举恰恰可以澄清这一普遍的误解。儒家自有其“公”、“私”的分际。在这种基本原则上，旧儒家和新儒家之间根本便不存在异同的问题。

但是我在港的两年间（1972-1975年），和牟先生的交游主要限于围棋方面。他的棋力虽不甚高，但非常爱好此道。牟先生在哲学上极能深思，然而他下棋则恰恰相反，直是不假思索、随手落子。我相信他下棋主要是为了调剂他的哲学思考，所以超越胜负之念，其境界近乎苏东坡所说的“胜固欣然，败亦可喜”。我授他四个子，下过很多盘，但他每次都是“可喜”，而不曾尝过“欣然”的滋味。当时武侠小说大师查良镛也是香港的一个大棋迷，和牟先生与我也都很相熟。他家中有棋会，总是约我和牟先生参加。每次都是我顺道带牟先生乘车同往，弈至深夜才尽兴同返。1974年夏天，新亚书院出面邀请台湾的围棋神童王铭琬（现在已是日本的九段高手）来香港访问。这是当年轰动香港围棋界的一大盛事，电视与报章都争相报导。这几天之中，牟先生也特别兴奋，几乎无会不与。有一晚王铭琬在我的寓所下四人联棋，牟先生和其他少数棋友旁观，一直到深夜棋散，他才离去。

无论是枰上手谈或是枰边闲话，牟先生给我的印象都是率真和洒落，不带半点矜持之态。事实上，棋侣在“游于艺”的聚会中，主客都已进入“坐忘”的境界。牟先生的艺术兴趣很广，从小说到京戏他都能欣赏。有一次在查良镛先生家，棋罢清言，他曾评论过查先生的武侠小说。我还记得他特别称许《鹿鼎记》的意境最高，远在其他几部脍炙人口的热闹作品之上。查先生许为知言。又有一次是新亚的春节联欢会，有胡琴伴奏，他曾迫不及待地清唱了一段“打渔杀家”。后来我才发现他早年还写过评论《红楼梦》和《水浒传》的文字。

我和牟先生相聚的时候，几乎从来没有谈过任何严肃的问题。只有一次，已不记得是什么场合，我们曾讨论及新亚哲学系的未来。他忽然很郑重地表示，他和唐先生都应该赶快站远点，好让下一代的人有机会发抒自己的思想。他回忆在北大追随熊先生的时期，虽然已完全认同了熊先生的论学宗旨，却不愿亦步亦趋地跟着熊先生讲《新唯识论》。相反地，他转而去研究西方哲学，因此后来才能在不同的基础上发扬师说。他并且用了一个比喻，说他和唐先生好像是两棵大树，这树荫太浓密，压得树下的草木都不能自由成长了。我只是听他说，未便赞一词，但我心里则十分佩服他的识见明通。

对于牟先生的生平和家世，我一无所知。他是山东栖霞人﹔嘉庆时栖霞有牟庭（陌人），以考证见长，不知和他是不是一家。前几年我偶然在《胡适的日记》中看到了一则有关牟先生的记载，多少透露了一点他在大学时代的学问路向。1931年春季胡适之先生重返北大授课，开了一门“中国中古思想史”，牟先生其时是哲学系二年级的学生，选修了这门课。胡先生在1931年8月28日的《日记》中记录了七十五个选修生的成绩。牟先生的分数是八十分，但胡先生在分数后面加上了一条注语，说:“颇能想过一番，但甚迂”。这时牟先生似乎还没有遇见熊十力先生，但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思想传统的根本态度已与“五四”以来的潮流格格不入，这大概是胡先生“迂”之一字的根据。（“迂”不必是贬辞，司马光即自号“迂叟”。）不过胡先生能特别注意到他“颇能想过一番”，毕竟还算有眼力。牟先生的思力曲折幽深，在大学二年级时便已开始发用了。他后来和熊先生深相投契，实由其特具才性禀赋所促成，决不是偶然的。

如上所述，我和牟先生的交往甚疏，一九七五年以后便没有机会再和他见面了。我虽不足以深知其学，但他的高洁的风格此时却更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故追忆二三事如上，以当悼念。

—— 原载: 《中国时报》1995年